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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重塑我们的家庭文化

2013-11-14 16:10

来源:新东方网

作者: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东

      发言嘉宾: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东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不同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重塑我们的家庭文化》。我大概分四节来讲,第一节,作为文化传统的家庭,中国的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的不同。其实放眼世界,所有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把家庭这样一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当成了最基本的单位,基于家庭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机构和形态。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尽管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体,比如中国走婚的家族,但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却是经过了千百万年的试错,应着共通的人性与社会需要,而并无例外地逐渐创化出来的。这就启示我们,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至少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具有无可怀疑的普世性的社会价值。当然,在各个不同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语境中,受特定路径依赖的制约,各个文明在不同时间内,对家庭组织会有一些同中之异,就是共同中的不同。
  在中国文明的传统中,家庭的文化功能尤为强大,因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学说--儒学,曾经把家庭作为一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当成了培育和操演仁爱之心的最初场所,从而又当成了实现全部社会价值的基点。最近三中全会决定,允许一部分的家庭有两个孩子了,我觉得这个政策有一点很好,就是孩子们终于开始有弟弟妹妹了,否则我们儒学里的孝悌完全没有办法去操演,为了能够强调这种基于家庭精神的价值,儒家文化会告诫社会成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个人的善良天性就会自动地得到启迪和滋养,而社会就会自动地得到和谐的生机。尽管后来的经验证明,儒学是一个理想形态,实际的情况并不如此简单,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层出不穷,但儒学这种想法仍然作为一个精巧的道德暗示有效使大部分人都能获得这样一种文化的理解,再从家庭推及到社会上去。刚才俞老师讲的也有这方面的道理。可以肯定的是,这正是中国文明得以更续繁衍的关键。由此,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底蕴丰厚的家庭文化传统。
  我到过东山去看到王鏊的家,一直更续了几百年,一直到了新中国他们家族还出了好多的学部委员(院士),这说明什么呢?在一个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是文明常态的耕读传家的延续,这就和五四时代对于中国家庭的偏见指责正好相反,真正能够在这种正常环境中间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了,因为他在其中操演了最为严整的礼仪,又体味了最为丰富的人情。他们教育的完整性是最有保障的,而对自己的前程也最有把握。
  "为了养家糊口,中国人不得已才到远方旅行,但他的心总是牵挂着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一旦挣到钱后,他便毫不耽搁地频频花钱买各种礼物寄回家。最后,当他攒够了养家的钱,便返回家乡,不管他去的是南洋群岛还是加利福尼亚,结果都一样。如果他在活着时未能回家,那么他至少会做好安排,让自己的遗体在故乡土地上得到一片小小的墓地。"这段话的作者是一个叫做卫礼贤的汉学家,他写这篇文章时正好是我们国家巴金一代作家写《家》、《春》、《秋》这些作品的时候,当中国人在不断批判自己家的时候,你看外国人怎么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教育方式通常是成功的,孩子们不断长大,毫无困难地适应了家庭环境,他们早在少年时代,就被纳入到对共同生活所应尽的义务中,对此他们也自愿接受,他讲了好多中国在家里面操演出这样一种做人的基本准则,而且他把这样的家庭亲情带到社会。我们现在老说,想要一个和谐的社会,其实这个德国的汉学家卫礼贤说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这种对于家庭的珍爱,从泛爱天下的角度来说,在哲学上是特殊主义的。就是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你还是先爱你的爹娘然后才去爱别人的爹娘。不可能有一个人说,我爱全天下人的爹娘都跟爱我的爹娘一样,因为这个爱扩散出去,还是有所稀释的。这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基督教拼命地攻击中国儒学的一个主要的口子,就是说你是特殊主义的。尽管我们无法从逻辑的起点上就满足基督教平等主义的理想要求,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的底气和厚重也往往饱含在世家旺族之中。也就是说,出生于这样的传统家庭,自然会对高雅文化有更好的传承。相反,一旦荡平了这样的世家,自然会更平均化,但在这个平均化的过程中间,全社会最精致的社会阶层也会令人惋惜地化为乌有,使整个文明标准都趋于"粗鄙化"。
  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在美国一个大学遇到一个黑人,领结打得非常精致,然后过来跟我握手,温文尔雅地跟我讲中国的长城等等。他走了之后别人告诉我,这是安南(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弟弟。他来自加纳,尽管这个国家可能多数人还很贫穷,可是仍然有能够涌现出做联合国秘书长的家族,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教育。而1949年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中国是不可能出现一个具有这样教养的家族,因为我们全给荡平了。陈寅恪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氏族并不是因为当官和财产,而首先是因为他的家学而区别于其他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从生存价值的意义上来说,在中国文化里正常的语境中,家庭和家族作为一个延续的放大的自我,还可以缓解和释放个体对于死亡的恐惧。换句话说,只要基于骨肉基础的家庭还存在,那么死亡给人带来的人生有限性,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超越。哪怕是有限的超越,仍然会给社会带来相对积极的成果。
  作为一个长期的有效的文化暗示,儒学还有这样的介绍,人生的快乐并不是在个人,而在于人与人之间,于是也就蕴藏在每个家庭中间。王维笔下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还有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都说明了这一点。相反,个人一旦失去了群体的安乐窝,就会变成孤独的个体,甚至罹患癌症的比例都会增加。中国民族思乡、思亲的民族情结是非常重的,只要看每年的春节,那简直要把整个中国的交通都给堵住了,就是为了回家一趟。
  革命后的废墟与滋生
  第二个讲到我们的痛心事,革命后的废墟与滋生。令人惊讶的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被以西方的框架去诠释的中国的《红楼梦》,《家》、《春》、《秋》,由于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中国社会占据压倒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在申诉,这就正好反映了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的一种冲击。所以胡适他们提出体现了个人孤独的易卜生主义,就是要强调一个孤独的个体代表了历史趋势的怀疑观念,意思是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儒学是先进的,而利己主义是落后的,但西方的易卜生主义传来以后,我们发现中国最落后的东西突然在西方的解释下,变成最先进的,于是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困境。
  再有像燃烧的革命,又在不断地起着破坏作用。哈佛大学教授怀默霆,我问他要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学术》上。文章很有意思的观点是,现代化进行的过程中家庭会越来越小,家庭的其他功能会越来越少,可是他对比中国大陆和台湾发现了一个悖反的规律,因为台湾显然比1978年开始的中国大陆要现代化很多,可是台湾的家庭相对完整,中国的家庭却已经是一塌糊涂了。文章解释,由于革命文化的进一步剥削与在全民强烈的压力下,中国大陆的家庭的规模和功能远比台湾的家庭规模更热,这种历史发展中的错位悖论和反差,足以说明1949年以后对中国家庭继续的破坏,并不是现代进程中的必要阶段和必要牺牲。
  我们残缺不全的,没有文化的家庭,就在这样的矛盾状态中继续发酵了。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家庭已是面目全非,但它毕竟还是在原始积累阶段起到了关键的纽带和发动机作用。也就是说纵然中国的家庭在文化严重残缺的情况之下,毕竟建立于血缘的天然的社会单位内部的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的默契和信赖程度最高,最适合一穷二白的原始积累的起步阶段。由此回过头来看,恰恰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被说成是现代化阻力的最被人瞧不起的家庭,反而给中国的奇迹般的经济起飞提供了社会组织方面的基本支持。另一方面,由于价值层面的家庭文化对激进主义的思考,这个社会细胞的功能就走向反面,长期不管不顾的独生子女政策,也许自然生态的压力日益缓解,却对文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只有到这时候,我们才痛心地醒悟到,其实把传统和现代这样水火不容地对立起来是多么糊涂和荒唐。
  如果你问问那些东窗事发的贪官,他们往往本来是爱孩子,结果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去追问,在这样一个畸形而破碎的社会中,为什么一个家庭享有的起点越高,面临的风险反而越大呢?为什么越是无原则地疼爱孩子,反而会给下一代孩子的成长造成了难以逾越的人格障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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