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应《蛋壳来了》和《精雕细课》的邀请，从今天开始，我来讲一下新东方的成长历程。

　　讲这个历程，一方面是对新东方25周年做一个整体上的总结和回顾，同时也对新东方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另外一个原因，也是给在教育、培训领域工作的朋友们，提供一点经验上的帮助。整个的课程叫做《新东方成长历程》，今天我们来讲第一讲。

　　第一讲 初出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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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我为什么离开北大　

　　2

　　我为什么选择从国外考试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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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招收第一批学生

　　4

　　小班模式为什么会变成大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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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要备几乎所有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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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第一个“造反”的老师是数学逻辑老师

　　7

　　最正确的领悟：优秀老师等于一切

　　8

　　我和其他老师是怎样进行利益分配的

　　第一个题目，缘起，我为什么会离开北大？

　　首先要讲一下出国，大家都知道，在1980年以前，中国人民几乎是不允许出国的，1980年以后逐渐开放。我记得我1980年到北大的时候，中国学生还几乎没有出国的，但是到了1982年，我的大学同学，就有离开北大、跑到国外去读书的先例了，原因是他的阿姨叔叔都在国外，愿意资助他。到了1984年的时候，我大学的同学，就有女生开始跟老外谈恋爱，并且嫁给老外了。

　　这个是当时我们对外面的一点感知，我们是英语专业，允许读西方的书，允许看一些西方的电影。同时我们开始跟外国人有了直接的接触，比如说，我们北大英语专业，就有两个外教在教我们英语。

　　那个时候还不算是出国潮，我记得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进行了一次没有准备的托福考试，当时老师只是抱着一种玩的心理，说你们考着玩一玩，所以我们就参加了托福考试。我记得我当时考了520分，而托福满分应该是673（分）或者677分。

　　紧接着从大学毕业后，我们全班的所有同学，几乎都分配到了国内的各种岗位，从政府机关到中学、大学老师，也没有几个人出国的。

　　到了1986年以后，突然中国就兴起了出国的热潮。到了1988年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就开始一个一个地出国。我就发现，如果我只是留在北大，一直教书教下去，如果没有出国去进修深造的话，我也会在未来的世界中间失去机会。

　　所以到了1987、1988年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准备出国考试，包括考了托福、考了GRE。我本身是英语专业毕业的，所以对我来说，托福考试相对比较容易，复习了两个月以后去考，就考到了673分，在当时也是非常高的分数。因为当时跟我一起考的同一个英语专业的老师，只考了大概是580分。

　　紧接着就考GRE，对我来说难度就比较大，因为我的数学相当于是零分水平，所以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对数学还有GRE逻辑题的复习上面，最后考出来分数不算是特别高，但是我的词汇分考得相当不错，大概在700分左右，满分是800分，因为当时中国学生的平均分只能考到大概是400分到500分，所以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这样考完了托福和GRE之后，剩下来的本来就应该是精心地准备出国，我大概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联系了二三十所美国的大学，当时我对几个领域感兴趣，一个是比较文学，还有一个是国际关系，那么就沿着这些专业联系了这些学校。

　　本来到了1989年的时候应该是努力地跟大学联系，并且保证自己能够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当时美国给中国学生发的奖学金依然非常的少。

　　由于没有奖学金，最后我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得不靠自己挣钱到美国去读书。

　　由于出国考试已经考过了，这个也没事干了，就等着第二年继续联系美国的大学。同时我还在北大继续教书，但是在北大的教书，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教的都是原来你教过的内容，每个礼拜只要上8小时课，剩下的时间就都是我自己的，就有了自己出去挣钱的想法。

　　（90年代俞敏洪课后为学生答疑解惑）

　　所以在198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参与一些培训机构的托福、GRE的教学工作，因为当时在北大拿的工资比较少，靠北大的工资，想出国留学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一教以后，大概每个月就有了一两千块的收入，比北大的工资高出了差不多十倍。这一点给了我一个启示，就觉得如果去参加培训班的教学，会使我来钱更快。

　　但是后来又因为参加培训班，觉得来钱还不如自己开班快，所以在北大，我就成立了一个托福班。这个托福班实际上是没有人和证照的，当时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办证照，而且我当时还是北大的正式老师。但是招学生并不难，一个是因为我还在北大当老师，第二个是打着北大的名义在招生，所以就有了大概二三十个学生来上课。

　　当时我的学生还回去帮我贴广告，所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老师和学生的开班联盟。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发现原来靠自己的能力，是可以自己做生意的。大家都知道南方人有做生意的天性，从我家乡江阴现在有接近五十个上市公司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这带来一个后遗症，因为你没有证照，所以做事情就不能光明正大去做。当时北大也在开托福班，这是北大英语系老师的业余收入，由于我这一开班，那个托福班的学生就会减少。所以北大的领导就找我谈话，说你这样不行，因为你是北大的老师，你不能跟北大抢生意。

　　后来跟北大领导就发生了一些争执，争执的结果导致了和北大的冲突。由于领导权是在他们手里，所以最后给了我一个行政记过处分。处分放在北大当时著名的三角地，贴了整整一个月，高音喇叭也播了大概是一个礼拜，直接导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名，大家就会知道我，说：“诶，你看那个就是被处分的老师。”而且当时有一些学生上了我的课，认识我了，所以很有意思，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本来我还是想在北大留着的，当时我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出国留学，比如说到国外读了博士以后，回来继续在北大当一个老师，因为对我来说，每天早上读读书，未名湖边散散步，是一个蛮舒适的生活。当时我也已经结婚了，所以比较图安定。

　　但是突然发现，我被处分以后，很多东西都落了下风，比如说北大要分房子，就轮不到被处分的。北大要派人出国进修，也轮不到我。他们就会说，“你看，某某某都没处分，跟你同样的资历，他都没出国进修，怎么能轮到你呢？”然后发现，在这个系统中，你被处分这件事情将给你造成莫大的影响——至少是在那段时间，甚至是终生的。

　　这给我带来一个想法，既然我在北大已经落了下风，同时在北大也就那点工资，如果我离开，自己出去教书的话，首先拿的钱就会比北大多很多，而且我再开班的话，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再给我处分。所以就直接导致了我做出一个决定，与其在北大过得不如意，还不如主动辞职离开。

　　所以在1990年，我就向北大提出了辞职，用一辆三轮车，从宿舍拉上所有的家当，离开北大，到外面租了一个房子。当时国内还没有什么公寓房可以住，所以就租了一个农民的房子，这个地方在北大的西边，叫做六郎庄，到今天“六郎庄”这个名字还在，但这个村庄已经被拆掉了。所以就这样毅然地离开了北大，这是整个新东方故事的缘起。

　　所谓初出茅庐，就是离开了北大的大门。但也是真正离开了北大的保护，才有了后来自己事业的不断前行，才有了新东方翻天覆地的发展，才有了我今天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

　　中国有句话说“人挪活，树挪死”，离开北大的时候，我内心还有很多的凄凉，今天看来，那个凄凉是没有必要的，也就是说，你是离开一个让你感到极其安全的舒适区，走进了风雨之中，就像歌词所说的，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

　　7月-9月，“老俞闲话”将在80天的时间里，连载《蛋壳来了》APP上的“新东方成长历程”音频课程和由此出版的新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文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