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试水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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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有着怎样的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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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成功就得死磕：新东方的第一张办学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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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竞争对手的较量：人才聚集+流量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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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对手砍伤新东方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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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传播：饥饿营销+顶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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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志的象征：冰块教室与蜡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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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还是做新东方，这不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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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走加拿大、美国，拉徐小平、王强等人入伙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要办理一个公司的执照，或者说教育局下批一个办学执照，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现在中国的培训机构已经有四五十万家。对于像我这样身无分文、想要办培训班的人来说，在现在拿到办学许可证的难度也比较大，但当初的难度更大。

　　当时在北京拿办学许可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必须是大学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人才能办学。这就是我刚才讲东方大学为什么能够办起来，它是人民大学的六个老教授联合起来办的。我从北大出来的时候只是一名讲师，还没有到副教授的职称。

　　第二，是要求原单位同意，才能够拿到办学许可证。我的原单位是哪呢？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给了我处分，我才出来的。所以我回去跟北京大学说，你允许我在外面办个培训学校吧！他们不可能给我出的。

　　我两个条件都不满足，也就拿不到办学许可证。这也是我要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名称做了三年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三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要自己拿一个办学许可证。原因非常简单，东方大学是别人的，你做得再好，别人说不让你干了，你就不可以干了，并不是自己的。

　　另外，如果自己拿了办学许可证，25%的分成比例就不用给人。那是一笔大钱，到最后越分越多。1993年的时候，年收入大概已经达到了六七百万，分出去了几百万，感觉很心疼。东方大学除了给你一个许可证让你办学以外，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拿下这张办学许可证。

　　像我这个标题所说的，人生总要有自己的天地，为了拥有自己的培训天地，一定要办这个学。我就跑到海淀教育局去，当时叫海淀成教局，是成人教育局。那些人都不认识我，刚开始去跟他们聊说我要拿个办学许可证的时候，他们说没有希望，你来都不用。我想死磕的话，也磕不下来。

　　所以我每过一两个礼拜，就到成教局跟他们抽根烟、聊聊天，特别熟了以后，还请他们吃大排档或者宵夜。过了大概半年左右，到了1993年年初，他们就跟我说，“俞老师，当初你不是想要拿办学许可证的吗？”

　　我说：“你们不给嘛，不给就算了。”

　　他们说：“也没有不给，现在看你在外面帮东方大学干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问题都没出，我们也听到了你办学对学生很负责任。你要愿意拿办学许可证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帮忙的。”。

　　我说“当然愿意了”，就问他们怎么办。

　　他们说：“这两个条件是不能变的。”

　　那我说：“不能变，我不还是办不了吗？”

　　他们说：“你看这样，我们的第一个条件可以放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北大的讲师，相当于别的大学的副教授，这就算过了。但是第二个原单位证明还必须要拿来。”

　　我说：“原单位北大肯定不会给我证明。”

　　他们就说：“现在你的户口档案是存在哪儿的？你从北大出来，人才档案肯定不在北大了嘛！”

　　1980年代，尤其到了90年代的时候，中国已经有很多人从原单位辞职，出来开公司。当时中国机制也比较开放，在北京就成立了一家机构，叫做国务院人才交流中心。这个人才交流中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为各种已经到了社会上工作的人及下岗工人保存档案。

　　当时档案非常重要，你的档案要有地方保存。到今天，我已经不知道我的档案在哪里了，这个人才交流中心现在的办公地点我也不知道了。但是我从北大出来，我的档案存到了这个人才交流中心。

　　海淀教委的人跟我说：“你就到人才交流中心，因为你的档案在那儿，也算是你的单位了。如果人才交流中心愿意给你盖上一个允许你办学的章，那也是可以的。”

　　我想这比到北大去盖章要容易一些，就跑到人才中心去。结果刚开始找到他们办事的人，根本就不给盖。他说：“你去办学，那谁知道你办学干什么。你办完学万一把学生的钱骗走了，我们是允许你办学的单位，最后人家都来找我们算账了，所以这个我们肯定不能给你批的。你只是把档案放在我们这儿而已，跟我们允许你办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就没有办法了。

　　第二天我又去，我想这件事情死磕也得磕下来。结果第二天去的时候在门口碰到一个小姑娘，是这里的一个办事员。

　　她说：“俞老师，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说：“你认识我啊？”

　　她说：“我就在你的托福班上课。”

　　我说：“这个事情巧了，你知道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你上课的那个地方，其实这个单位不是我的，我现在希望自己办个学，但是需要人才交流中心盖个章。我昨天来了他们不给我盖。”

　　她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她说：“俞老师这样吧，我帮帮你，你别吭声，我拿进去给你盖完就算了。”

　　这个小姑娘就把我的证明拿进去，盖了一个章，帮了个大忙。后来这个小姑娘变成了我特别好的朋友，等于是她帮我拿到了办学执照。

　　拿到这个章之后，我到海淀教委。海淀教委就说：“这个就算齐了，就给你办吧！”就给我批了一个办学执照。

　　执照拿到的那一天是1993年11月16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狂风大作，当时海淀的马路边上都是几十年的大杨树，冬天树叶落了一地，狂风一吹后，满天树叶飘舞。我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海淀教委拿到了这张办学执照。

　　结果打开办学执照一看，上面的有效期半年。当时我就傻了，我说：“这半年？我办完半年以后过期了怎么办？”

　　后来海淀教委的人跟我说：“俞老师我们对你还是有点不放心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万一办学出问题了，我们吃不了兜着走。给你半年时间，只要半年之内没有任何学生来告状，你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们就给你换长期的办学执照。”

　　（早期新东方学校校门。）

　　我拿着办学执照就回去了，这就是新东方真正开始的第一天。尽管那一天狂风迷漫，但在我心中，一直是最温暖的一天。

　　所以现在新东方的周年庆典都是放在11月16日，今年已经是25周年了。其实加上前面的三年，已经有28周年了，但前三年是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办的，所以不算是新东方的生日。

　　这样就要开始切换品牌了，我跟东方大学的老教授们说这个事情。当然，到今天我还非常感激他们，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新东方的前半生，没有他们的话，我没有办学资格，根本就没法招生。

　　我跟他们说：“我现在自己办学，就不能再给你们25%的分成了。”这些老教授很绝望，他们拿钱拿了那么多年。后来我说：“那也没办法，因为我总得干自己的事情？因为东方大学是你们的，不是我的。”

　　这些老教授年纪也都大了，他们说：“小俞，我们年纪大了，东方大学就给你干了吧！”话虽这么说，实际上真要把东方大学给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这是他们自己老有所依的事业，我也不能去剥夺。所以后来我说我还得自己办。

　　最后他们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好聚好散，希望你未来办学更加成功！”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了。

　　但没想到，当时“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几个字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刚离开，就有一批人到老教授们那儿买这个牌子，说：“我们跟俞敏洪一样，也给你25%的分成，我们来用。”结果老教授们就把这个牌子给别人了。

　　我贴出新东方广告的第一天，旁边贴的就是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学生就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新东方的名字是第一次出现，学生不知道新东方是什么。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了，就导致大量的学生去那边报名。

　　我就找到这些老教授，跟他们说：“咱们这件事情，这样不太合适，因为这个牌子毕竟是我创造出来的，我知道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权利，你们愿意给谁用给谁用。但是这样的话，我这边弄得很混乱，不合适嘛！”

　　我说：“他们能不能办起来还不知道，你们那个25%到底能不能拿到，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这样，我每年给你们一笔固定的钱，比如说20万，或者30万，我把这个牌子连续买断三年，但是这个牌子，你们就不能再给任何其他人用了。”

　　后来老教授们又答应了，他们觉得给别人用，也不知道能不能做成，而且俞敏洪还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我把“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买断了三年，当然我没有再用这个牌子招生，而是用“新东方”招生，并且在下面注明了“原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切换的过程。

　　过了一年，新东方就已经誉满天下，已经不需要再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个品牌了。

　　当你把一个品牌建立起来，要切换成一个新的品牌的时候，还是蛮难的。幸亏我起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名字，叫做“新东方”！

　　所以后来常常有人问我，说：“俞老师，你怎么会起‘新东方’这个名字呢？”

　　我说：“其实是没怎么想。”当时我想的是，要办这个学校，要起一个新的名字，肯定不能再叫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那叫什么呢？“东方”这两个字用了这么多年不能换，所以就围绕“东方”来做文章。

　　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从北大高科技公司出来，办了一个新公司，叫做“新北高”。我看到他那个牌子，我说：“你叫‘新北高’，我叫‘新东方’就可以了嘛！”所以就有了新东方的诞生。

　　后来有很多人给它附加了很多意义。什么“新东方”是新的东方的升起，象征着冉冉升起新星，这些都是后来附加上去的。

　　其实起这个名字特别简单，就是因为原来做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个牌子，要办一个新学校，要起一个新名字，就加了一个“新”字，就叫做“新东方”。

　　这就是新东方的诞生。

　　7月-9月，“老俞闲话”将在80天的时间里，连载《蛋壳来了》APP上的“新东方成长历程”音频课程和由此出版的新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文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