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试水江湖

　　1

　　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有着怎样的合作机制？

　　2

　　要成功就得死磕：新东方的第一张办学许可证

　　3

　　和竞争对手的较量：人才聚集+流量入口

　　4

　　竞争对手砍伤新东方员工

　　5

　　品牌传播：饥饿营销+顶级产品

　　6

　　励志的象征：冰块教室与蜡烛课堂

　　7

　　留学，还是做新东方，这不是个问题

　　8

　　游走加拿大、美国，拉徐小平、王强等人入伙

　　大家都知道，最初我离开北大是因为我有出国留学的想法，联系美国大学没有成功！

　　后来出来做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其实并没有打算长干。因为当时美国人不给我奖学金，我打算就是干一两年，赚够自己到美国留学的学费。

　　给大家讲一个案例，1990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大学给了我一份奖学金，叫做2/3奖。就是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要3万美元，他给我2万美元的奖学金，我自己要出1万美元。

　　当时我在北大的工资是120块钱一个月，相当于20美元不到。我算了一下，大概100年不吃不喝，刚好能够攒下1万多美元到美国去留学。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天文数字！

　　这也是我要出去办培训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攒够那1万美元出国去留学。从北大出来以后，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赶快赚到1万美元。

　　所以第一个目标定的是10万人民币。当时是这么想的，如果有可能的话，6万人民币换成1万美元，最后还有点余钱，4万人民币还可以拿来享受生活。

　　办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以后，尽管是跟别人合作，但是收的钱比自己上课多很多。所以就定了另外一个目标，拿到30万以后再走。这样不仅可以到美国去留学，而且还有足够的钱可以不用干活了。

　　大家不要忘了，1991年的时候，30万人民币其实是一个挺大的目标，相当于现在的300万。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大学毕业以后，定一个300万存款的目标，也是挺不容易的。

　　但是没想到1991年年底，我就已经有了30万块钱。因为当时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已经很兴旺了！这样的话， 30万不再是我的目标了。

　　到了1994年，钱也不再是我的目标了，因为当时新东方一年的总收入大概已经接近千万了。这一年，我联系的美国大学居然又重新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并且这一次给我全额奖学金。

　　尽管到今天，出国留学还是我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看到王石到哈佛大学去游学，又到牛津剑桥去游学，我还挺羡慕的。我觉得年纪大了之后，如果不再做事业，到国外的某个大学去搞搞研究，哪怕是坐在课堂里听美国著名教授讲课，肯定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何况对于我来说，我去美国听教授讲课也没有语言上的问题。所以到今天为止，去国外留学依然是我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能要到我60岁以后再去实现！

　　因为新东方已经蓬勃发展了，我觉得如果把新东方关掉出去留学已经是得不偿失了。我就决定不再去留学，而是留在国内继续干新东方！

　　坦率地说，已经是有点热爱上这个事业。当你每天面对轰轰烈烈的学生、汗流浃背的老师，学生的高分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无数的感谢信写到你的邮箱里，那你的感觉还是特别的好的！

　　（1997年10月，中关村二小时期的俞敏洪与新东方。）

　　所以我说了一句话叫做“新东方，我再也离不开你了！”到今天为止，我也离不开新东方，就这么一种感觉。

　　既然决定继续把新东方做下去，朦胧中就有把新东方做大的打算。在此之前都是某种临时的感觉，不管是跟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合作，还是取得办学执照，还是跟当时的一批老师进行合作，都是觉得做一段时间就算了吧，朦胧之中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事业来做。

　　既然决定了不再是临时的，那就必须变成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这个长远的发展规划中间，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有真正强大的合伙人出现。

　　我觉得在这点上，我抓住了一个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就是你的事业能发展多大，就看你的合伙人有多强，跟你一起干事业能力有多强。

　　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历史，对刘邦、项羽的故事非常熟悉，对《三国演义》的故事也非常熟悉。所以我想，如果要把新东方做大做强，就需要一批人跟我一起干。我看了一下我周围的老师，这些老师的教课水平都很好。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合伙人的综合水平，从知识结构上到学识上都还是不够的。

　　我对合伙人有一个标准，就是来跟我一起合伙做新东方的人，最好他们的水平是超过我的，但同时我们又是可以一起合作的。

　　这样一来，既然决定把新东方长期做下去，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了两批人。其中的一批人就是我大学的同学，我一直认为他们从英语水平到学术水平，都比我更加的厉害。

　　这批人中间有一些我在大学时比较不错的好朋友，包括我的同班同学王强、包凡一。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了当时在北大的算是我老师的徐小平，都是我想到的这样一批人。

　　想到这一批人以后，在1995年年底，我觉得我要到北美去一趟。这一趟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出过国，如果我到美国、加拿大去的话，就可以对这些国家走访一下，至少实地去感受、去看一看这些国家的著名的大学。再回来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底气会更加足一点，至少我已经出过国了，总比一个没有出国的人天天鼓动着你们出国的感觉要好很多。这是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我是真心地想去拜访一下那些已经到国外去了五六年甚至七八年的老朋友，想看看他们在那边生活得怎么样。也抱着一个朦胧的目的，如果能把他们说服回来，一起跟我干新东方的话，那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

　　但是我当时完全没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在没有出过国的人心目中，尤其是90年代，在国外的人的生活比在国内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在国内还处于贫困状态。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王强在1989年到了美国以后，给我写信，说：“老俞我现在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饭店端盘子，一天大概能拿到五十美元。”五十美元，差不多三百人民币，相当于他一天的工资是我在北大三个月的工资。当时我就晕掉了，这也是1989年以后，我拼命想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非常可惜的是美国人不让我过去。

　　这个时候我过去，当然不再是为了50美元。我决定要过去一趟，一个是要了解北美这两个国家，第二个我要了解我当时的那些哥们儿。

　　抱着一个朦胧的目的——他们是不是能够回到国内来干新东方，所以就有了下一个主题：我到了美国，游走美国和加拿大，拉徐小平、王强入伙。

　　7月-9月，“老俞闲话”将在80天的时间里，连载《蛋壳来了》APP上的“新东方成长历程”音频课程和由此出版的新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文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