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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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良好的公司结构，业务就没有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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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公司：一场咨询引发的新东方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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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之间，股权如何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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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合伙人到股东，再到职业经理人，一场艰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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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心丸：给股权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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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外部投资人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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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变革中职位的起起伏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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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跃刚对新东方稳定起到的作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第三讲讲到了与朋友、同学一起合伙创业带来的利与弊，也讲到了新东方的发展和新的力量的加入。

　　今天我们讲第四讲，题目叫做《风云变幻》，主题是新东方如何从一个朋友之间的合伙关系，最后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新东方的教育集团公司的过程。

　　我们下面来讲第一个话题，没有良好的公司结构，业务就没有了载体。

　　（世界知名品牌公司组织结构图）

　　上一讲我反复讲到，我的这些朋友王强、徐小平他们回来，我们做成了一个松散的合伙人结构。后来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也是根据我们当时的情况来拍摄的，是一个松散的结构下面互相之间，做着不同的业务，互相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关系。

　　当然，实际发生的情况，跟《中国合伙人》电影中的情况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因为电影毕竟是电影，是故事性的。我常常说新东方现实中所产生的问题，比电影中所发生的故事还要更加的精彩。

　　首先，新东方其实除了学校的营业执照以外，它是没有一个框架结构的，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公司的结构。我们也都知道，随着新东方的发展，学校本身已经没有办法包含新东方新的业务发展体系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在发展过程中间，新东方出现了两个新生事物。

　　第一个，大家决定要做图书出版。为什么呢？因为新东方学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也在写书，我们的书交给别的出版社去出，一是发行不一定好，二是我们倒过来还要出好多钱买回来给我们的学生用，总觉得这个不太对头。所以我们决定要成立一个图书出版的公司。

　　当时由于新东方大家是包产到户的，因此没有一个出来说，我们来成立一个图书出版的子公司。那就意味着必须只能是个人来做，因为学校本身不能去做图书出版，更加不能跟出版社去合作。

　　这个时候，我说：“这个图书出版我来做，因为我对这个比较熟悉，现在我就去成立一个图书出版公司。”

　　那王强、徐小平他们就说：“我们对新东方发展也做了贡献，如果图书出版都是你一个人的话，我们觉得不太合适，万一未来做成了大公司没有我们的份啊！”

　　我说：“那没关系，我们就把图书出版变成股份制呗！”尽管原来我们不是股份制，但图书出版可以股份化。

　　所以我就说：“我来主做，那我就占一个大头，我占到60%，你们几个人再分剩下来的40%。”

　　过了一段时间，王强说：“我原来在微软，在贝尔实验室，我搞电脑的，现在中国学生那么多人要学电脑，那我搞个电脑培训学校不挺好吗？搞个电脑培训公司。”

　　我说：“这个当然可以搞啊！”

　　王强说：“这个电脑培训公司一定由我来主做，我就占60%，你们去分其他的40%。”

　　这样一来，所有的公司的股权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在做自己那一块，尽管比原来的包产到户好像稍微进步了一点，但是这个结构更加复杂了。在这个结构上面，没有一个大的结构来套。你会发现，包产到户走到了尽头，新的发展机遇出现了，但是新的结构却没有产生。

　　比如说，当时我们这些人都是书呆子，根本就不知道公司到底怎么做。这个公司怎么注册成总公司？总公司下面我们怎么做分公司？当时国家有规定，公司下面不能办学校，我们注册公司跟学校又没有关系，也就意味着学校的业务和公司没有关系，那公司到底有没有价值？搞不清楚。所以我们知道遇到了问题，新东方的发展已经面临巨大的障碍。

　　每个人往前走的时候，都觉得好像除了自己做的这一块，未来的机会难道跟我没关系吗？应该用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来做？上海学校也开了，广州学校也开了，那上海学校、广州学校的收益是归俞敏洪一个人所有呢？还是归我们大家所有呢？财务怎么监督呢？

　　当时又没有总公司，也不是北京校区办的学校，万一当地聘请的法人代表最后说这个学校跟你们没关系，万一周成刚、李国富他们做大了，说：“原来办学校这么赚钱，我们凭什么要跟他们合作，我们自己在上海做成独立王国。”

　　尽管他们不会这么想，但是从组织结构关系来说是可以这么做的。不像今天的新东方学校，没有哪个校长敢说这个学校是我的。为什么？因为从股权结构到管理逻辑，都是属于新东方集团公司的。所以你个人干得好拿薪酬、拿奖金，干不好你就走人，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原来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苦恼，我们自己想不出办法来，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部分的利益冲突，为什么呢？因为新的业务到底给谁干呢？

　　王强说电脑培训给他干。徐小平说：“尽管我没学过电脑，但其实我也可以干这种培训，不就是干培训嘛！俞敏洪图书给你干，凭什么给你干？我原来对图书也不陌生啊！”所以已经开始形成利益结构不一致导致的利益冲突，而且导致最后互相之间还有可能出现打架的情况。组织结构决定了一个公司的发展规模，这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就需要有人来帮忙做组织结构。

　　这个时候我碰到了一个朋友，他说：“你们这样乱下去不是事，我给你们介绍个人吧！”我问：“介绍谁啊？”这个朋友就说：“有没有听说过人民大学有个叫王明夫的？”

　　王明夫是和君商学院的创始人，和君商学院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商学人才，它本身也是一个新三板的上市公司。当时还不叫和君商学院，大概叫做和君咨询公司，朋友就介绍我去友谊宾馆的咖啡厅，跟王明夫见了个面。

　　见面聊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人挺聪明，对组织结构的理解也比较明确，而且他们当时还跟人民大学一个叫彭剑锋的人在写华为基本法。华为当时在中国已经小有名气了，在中国电信业、通讯业已经做得很好。

　　所以我说：“你们帮华为写基本法，写什么东西啊？”

　　他们说：“我们帮华为清理组织结构、人事关系、未来的价值观体系。”

　　我说：“这个地方我刚好也要，你这个队伍就过来吧！”

　　这样就有了一个好的契机，我把王明夫请进新东方，我们聘请他作为咨询公司，来为新东方设计组织结构和未来的发展路径。虽然后来事实证明，王明夫的团队要完成新东方这么复杂的情感上的纠结，以及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和冲突，其实他们的力量是不够的，但他们毕竟开启了新东方的变革之路。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主题，没有良好的公司结构，业务没有载体，就没有了发展前景。

　　7月-9月，“老俞闲话”将在80天的时间里，连载《蛋壳来了》APP上的“新东方成长历程”音频课程和由此出版的新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文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