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英国：二战的“衣装战略”（2）

列宁曾说：“没有正确的衣装，革命什么也不是。”说完英国国内二战期间服装的变迁，这一篇放眼它的对手，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时尚版图上展开的战争。

集中营里的裁缝室

1943年，令人畏惧的纳粹指挥官Rudolf Hoss控制着一批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夫人Frau Hoss则管辖着集中营里的裁缝工作室, 剥削着犹太人对于衣装的天分。

纳粹官员的夫人们和女兵们，从犹太人的巧手中得到大量衣物，不但有日常的内外衣饰，还有可以穿去纳粹党庆祝以及社交场合的精致晚装。

当女人们对衣服特别满意时，参与制衣的犯人们会得到一块额外的面包作为奖励。一个女护卫曾喜出望外地说：“当战争结束，我要带上你，在柏林开一家大大的制衣坊——我从不知犹太女人能工作，更别说做出这么美好的东西。”

想必这位女护卫最后并没能在柏林开设理想中的制衣坊。不过，年轻的德国女子Ursula Schewe于战争初期，就在柏林开了自己的时尚沙龙the Modewerk，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功，不断收到订单，并幸运地在同盟军空袭中屹立不倒。她反思道：“在如此灰暗的战时，拥有至少一件好看得体的衣服，对人们是如此重要。”

1945年4月，第三帝国在苏联军队的进攻下，无条件投降。苏军在柏林凌辱妇女、侵占地产，唯独对Schewe的时尚沙龙手下留情。他们迫切需要缝补脏破的战服、赶制肩章，因为战胜者必须比战败者显得体面。作为极少数战前战后都获益的德国人，Schewe不由得意地宣称：“时尚是中立的！事实上，它与政治毫无关系！”

时尚“纯净化”

讽刺的是，战争中的时尚，恰恰与政治关系密切，尤其当战争的一方由极端意识形态催动的时候。

德国与法国就在T台上开辟了一片新战场。对很多人而言，世界时尚之都在法国，而“德国风尚”是个悖论。早在一战开始的1914年，巴黎就从时尚方面向德国宣战，比如出版的一本卡通宣传册里，身躯巨大的德国女人，尝试挤进德军偷来的、小巧的法国衣装，费力试图侵占法式优雅，却以失败和丑陋告终。

一战结束后，德国作家Stefan Zweig写下时尚的“暴君”属性：“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或可汗，可以像时尚一样迅速成为整个世界的独裁者……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花了几百、几十年才得到追随者的爱戴，然而一个巴黎裁缝做到这一点只要八天。”

德国统治者迫切希望塑造独特的德国风尚，以展示雅利安人的高贵特质，重塑文化自信。在宣传中，“法国的”和“犹太的”常常混为一谈；最终反犹太化还是成为重点。战前，犹太人在德国百货商店、高端沙龙、成衣产业十分成功，招来怨恨，被称为“用廉价、低劣的衣服令女性降格、并毁灭了德国小生意”，因此需要严惩。

当然，纳粹军服堪称二战德国风尚中难得的一笔。学者称，纳粹制服制造了对社会控制、残酷哲学的虚假崇拜；金发的雅利安人，身着黑色皮革、面如刀刻的剪影，产生令人不安的痴迷。至今有人担忧，博物馆里展出的军服，都可能成为新纳粹崇拜的磁石。

与德国不同的是，时尚与意大利的国家身份之间，上演着一场持久不断的风花雪月。对于太多人来说，意大利是品位的摇篮，意大利式的甜美生活（la dolce vita）象征着优雅、享乐与关爱，被一代又一代英美访客浪漫化。二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党反复提及文艺复兴年代的风尚，以增强名族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国家侵略性的行为，被美化成向全欧洲输出品味的举动。

经济效益

除了文化自信和国际声望，时尚还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法国能够通过销售和出口衣装，付掉一部分战时债务。1933年初，希特勒在一本给所有纳粹领导人传阅的“建议手册”中，批评德国女人购买奢侈舶来货，尤其是法国护肤与化妆品。“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忍饥挨饿时，我们竟在从法国进口口红，简直是疯了……女人们应该只买德国货，不要再以自私的消费伤害我们的祖国父亲。”

而事实上，服装界的去犹太化，给德国经济带来重创。弃置犹太人在时尚界的知识、天分与经验，是错误并短视的，对经济、文化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1939年5月，墨索里尼亲自在罗马组织大型女性游行，庆贺法西斯建党12周年。除了国家赞助的运动制服，参与者们还穿着自己省份的衣饰，表达对本地小工艺传统的致敬，制造出全国来朝的盛况。

英国二战时的对手们，都通过衣装战略，将经济上的贪婪、政治上的操控、文化上的竞争发挥得淋漓尽致。服装在战时制造出的大量幻象，也许只有后人看得清？

（责编：郱书）